谈起“现代重彩画”，在国内的影响并不大。但说到“云南画派”，也许尽人皆知，丁绍光的名字也无人不晓。作为“云南画派”的代表人物，他只身闯入美国，几年的奋斗将“云南画派”的名声打响，并创造了可观的商业效益。然而重要的是他把现代重彩画这一风格带到了国际画坛，并获得了国际舆论的认同。不管人们持何种观点，为中国人的艺术在世界觅得一方立足之地的功绩是怎么也抹煞不掉的。
1992年，当丁绍光来北京举办他的个展时，在记者招待会上他说：“提云南画派只是画廊在商业上提一个画派，好像好宣传似的。我自己倒是不提云南画派。我觉得以地域性、地区性来叫一个画派在理论上是没有价值的，我觉得以‘现代重彩画’命名就准确多了，好多了。”事实上这一风格的形成并非始自云南，她的发生发展自有其自身的根源与脉络。
70年代初，还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文化人处在茫然与困惑的状态之中。美好的东西无奈只好隐藏起来，藏在心中。在信念淡薄的人中，美好的东西有时甚至被遗忘掉；有良知的艺术家，爱美、爱艺术胜于一切的艺术家却始终不停地在工作，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刻。因为画了一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而被冠以“黑画家”的黄永玉先生正遇到了很大困难。全国画坛的形势也极严峻。可恰在这段时间黄永玉早已画出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画来。他用排笔、大板刷蘸上水墨、水粉色、金和银在高丽纸上画荷花、鹭鸶、小鸟和家乡的风景。荷花，出污泥而不染，或含苞待放或在风中摇曳。鹭鸶，飞着的或昂首远望的。还有那解冻的冰、山颠的雪、严冬的梅和家乡的溪水……这难道不是对人生的感悟吗？在气象万千与斑斓的彩色中蕴藏着画家对生命与生活的热爱。而对绘画语言和材料的选择则取决于被深化了的思想感情；以黑白浓淡布局，在墨色的点线泼洒中再补以冷暖色调，很少留空白。这既是空间氛围又是点线色块的抽象意念。荷花则以大笔蘸上并未调匀的水粉色来画，这笔法显然是从西洋绘画中学来的技巧，泼辣洒脱，然后再以工整的笔锋勾以金线或银线，呈画龙点睛的效果，又极富装饰性。在虚与实、工与写、具象与抽象的关系上恰到好处，一切均透出画家的聪明与灵气。
高丽纸、水墨和颜料之间会产生什么效果？对于高丽纸的脾气与性能黄永玉是再熟悉不过了，因而他创造了，或者说他首先摸索到了一种特别的技巧，形成重彩画特殊的视觉效果。后来的人都利用了这种技巧，使其成为“现代重彩画”的主要表现形式。黄永玉的试验给后人提供了关键性的经验。同时他大胆地把抽象观念与装饰性引进未来的绘画中来，无疑他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表现力。
依我看，文革期间黄永玉先生的大量作品是导致形成“重彩风”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是他的勇敢实验和独创的技巧使一批不满画坛现状，有变革欲望的中年艺术家得到了启示和鼓舞。70年代初，首先是在北京、在黄永玉周围，早有一批中年画家在高丽纸上进行实验了。
我是1974年开始重彩画的。那时仍保留了不少水墨写意画的成分，尤其是在背景的处理上，这是从黄永玉的荷花系列接受下来的风格模式。我仍然以对民族生活的感悟为创作动机，以少数民族人物为主题作画，既有现实的影子又带有虚构和幻想的成分，这是“现实性”与“假定性”的结合。水墨与淡彩的融合，相互纠缠的枝叶在朦胧中略有抽象的意味，而中心人物是用厚重艳丽的颜料以写意的笔触完成的，并在头发、饰物与面部刻画上做工细的勾勒，其装饰效果在整体的写意中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这是有抽象意味的写意水墨与具象彩色的工细刻画相融合的绘画。从黄永玉那里获得的一种通向自由的技巧。在这里，“创造一个世界比描绘一个世界似乎更加重要”。
